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南门。袁(yuán)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(de)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(jùyǒu)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们以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(le)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学生的(de)抗日热情如(rú)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(zhèngcè)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
1932年9月,进山中学与(yǔ)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公园)集会(jíhuì)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(shènzhì)冒(mào)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(xuéshēng)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(bù)屈(jiānzhēnbùqū)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(wángguónú)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(zànshí)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进入(jìnrù)相持阶段(jiēduàn)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,赵宗复(zhàozōngfù)(进山中学复校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(jiàoshòu)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(kānwù)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(xíxiàn)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地下交通线(jiāotōngxiàn)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《太行(tàixíng)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(guānzhòng)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(yǐ)校园为战场(zhànchǎng)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,学生乔亚(qiáoyà)、刘鑫等人成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(guǎngbō),将《新华日报(xīnhuárìbào)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(huìzhì)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(nián),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,8名学生因“通共(tōnggòng)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(yǐ)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(qiánxī)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(de)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当年学生(xuéshēng)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(qiáoyà)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(línlí)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(gòngmíng)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(kètáng)可以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(diànyǐng)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(jiùzhǐ),让历史在数字(shùzì)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(de)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,进山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(tàiyuán)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(dāng)我们回望这段(duàn)历史,不仅为铭记牺牲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(zhàozōngfù)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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